1.

材料1：

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元的举动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经过几个月的实施后，这笔善款终于今日发放完毕。

然而10个月前，这笔捐款几乎充满了“夭折”的危机。因为曹德旺提出了“世上最苛刻”的捐款要求：要在本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，且差错率不超过1％。管理费不超过3％——而目前我国《基金会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％，善款下发之后，将1％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(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)。

“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，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％，3％的比例实在太低，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，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。”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助理陈红涛说。

另一个挑战是1％的差错率。陈红涛说，如果捐助的是上百人，把差错率控制在1％以内并不难，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，操作难度极大。“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?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?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。”

曹德旺的“苛刻”还远不止此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全程监督。作为资深捐赠人，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，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；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，这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面对巨大的压力，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，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。各省、市扶贫办动用了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。如此一来，捐赠人、公益组织、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。据统计，为了这个捐款项目，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，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，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，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。

材料2：

3月16日，被冠以中国“首善”的陈光标赶到云南盈江地震灾区。向两个寨的群众发放了23万救灾款，每人20元。不过，他在派发完钱后与村民举钱合影的照片在网上引发争议。针对 “慈善方式”的质疑，他回应说，自己的行为是遵从父亲的“低调做人高调行善”的教诲，对于合影中的“V”字手势，他解释说，这是希望和信心的象征。

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要专业化、透明化、规范化的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。

陈光标式慈善是一种慈善的倒退。”陈光标则表示：“我觉得‘暴力慈善’这个定位非常好。因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，必须要用‘大暴力’去推动，用暴力慈善才能推动慈善事业大幅度地进步。”有基金会建议陈光标成立自己的基金会，通过基金会来实现自己的公益愿望。对此，陈光标回答：时机还不成熟。

他表示：“在目前的阶段，我需要通过高调的捐款行为来刺激中国的富人。中国的富豪太多，但有多少企业家愿意从心里想捐钱?所以，现在还需要多些压力，有压力才有动力，有动力才有行动。”为此。陈光标再次对自己的高调表示坚持：“就是因为我的高调，现在我每次组织捐款，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到这个队伍中，上个月到重庆敲锣打鼓发红包，企业家们看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钱被亲手捐到贫困人手中，内心都很感动。”

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提出。卡耐基说过“滥行布施不是美德”，把钱发到懒惰人的手中。还不如把钱抛向大海。而陈光标在直接发放钱款时，如何确保钱款发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,怎样避免资助的人不是懒惰的人?为什么不考虑通过基金会呢?

陈光标表示。自己对基金会有要求：一是要高效率并且透明；二是要每年把捐款花掉80％；三是要让捐助者感动，多鼓励、多宣传、多表彰捐赠者。“我在台湾给一万个人发放红包，可能两千人不需要，但这不是我考虑的，如何让慈善最大化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慈善才是我的希望。”

材料3：

4月23日，《中国经营报》与《华夏时报》同时刊发报道，称陈光标宣布2010年捐款3亿元的部分捐赠并未完全到位，并质疑陈光标假借慈善之名为自己获取商业利益。一时间，举国哗然。

4月26日。2011年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北京揭晓。2010年捐赠10亿多的企业家曹德旺获得中国“首善”称号，陈光标此次无缘排行榜。

对此，《公益时报》执行总编、中国慈善榜编制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赵冠军在接受《法制周末》记者采访时说：“陈光标让我们很纠结。”

赵冠军向《法制周末》记者解释说，他们在统计中国慈善榜数据时，根据陈光标提供的慈善“成绩单”统计到的捐款数额与陈光标公布的年度捐赠3亿元差距非常大。“看到的票据有4000万左右，票据以外以现金实物形式的捐赠无法核实，既没有捐赠接受的证明也没有购买实物的发票。”

有报道指出，陈光标的很多物资捐赠在折成具体金额时存在制度漏洞。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在接受《法制周末》记者采访时谈到，如果要免税是需要基金会开具鉴定发票的，且一般都是按照市场价来折算的，如果是生产厂家直接以产品捐赠，等同于买卖，是要上增值税的。目前国内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专门认定和评估机构。同时，捐赠证书不能代表实际捐赠数额。一切还是要以财务捐赠发票为准。

事实上，我国慈善立法的进程一直都是媒体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。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和慈善公益类组织此前仅有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救灾捐赠管理办法》等，大多层级不高，相互之间缺少协调。特别是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边界。民间慈善机构能否降低申办门槛，在日常运行中是否要定期公开各类账户确保财务透明。捐赠人、公众及舆论是否享有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各种监督权利。无法在法律层面理清。

5月1日，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募捐的地方性法规《湖南省募捐条例》正式施行，其主要制度是以强制公开制度为核心，将募捐箱变成玻璃箱，让公众清楚地知道谁可以募捐、为什么募捐、募捐了多少钱、募捐财产是怎样使用的。

目前，慈善项目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权力系统。而这是任何民间慈善机构所无法抵达的区域。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等人一度在想，陈光标也许会是新慈善模式的希望，但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对《法治周末》记者说，陈光标“无章法”的捐赠更像是布施。

材料4：

2010年12月3日，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深圳壹基金成立。此前的“壹基金”官网上，其历史始于2006年12月，是无独立法人资格，从属于中国红十字会(下称红十字会)的专项基金。

因亲身经历东南亚海啸，明星李连杰投身公益慈善事业，并提出“每人每月一元钱”的理念，期望集合公众小钱办大事——“壹基金”由此而来。“壹基金”的理念决定了它的募捐对象为公众，登记为公募基金会是它唯一的发展途径，但在中国，李连杰的这一愿望却一度遭遇体制障碍。

2004年颁布的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授权组织，是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，申请设立基金会，须具备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条件，按上述条例，各级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，主要负责基金会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等，业务主管单位则主要负责基金会登记前的审查、日常监督等工作，二者对基金会实行“双重管理”。

此外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将公益基金会分为“公募”和“非公募”两类。前者可面向公众募捐，而后者则不得向公众募捐，虽然中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民间组织成立公募基金会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纯粹的民间组织难以成功登记为公募基金会。

回忆“壹基金”落户深圳的想法，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向记者介绍。他也是从媒体报道中获知了“壹基金”的困境。思索两周后，他致电民政部社会事业和慈善救济司前司长王振耀，请后者牵线，希望“壹基金”能到深圳登记注册，2010年6月，王振耀退出政界，担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。

刘润华说，像“壹基金”有这么好的团队、理念和社会影响，如果连它都办不下去，“那不是‘壹基金’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”。结果，“壹基金”和深圳市民政局一拍即合，2010年11月28日正式提出申请，12月3日即获批准．前后不过几天。

根据深圳壹基金的章程，其性质为公募基金会，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是深圳市。但这并不意味着“壹基金”只能接受深圳范围内的募捐。刘润华表示，对深圳壹基金的唯一地域限制，就是不能到其他城市发起募款活动。

材料5：

深圳壹基金成立的突破点在于，它是中国首家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认为，深圳壹基金注册成功，未必会带来太大示范效应，引发大量基金会寻求公募资格。

刘忠祥做出如此判断，与现有政策背景有关，自2004年的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将基金会分为公募、非公募两类。经换证登记后，原有全国性基金会大多被登记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。此后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受到严控。刘忠祥承认，一直以来，官方对公募基金会态度谨慎，主要是担心慈善资源被滥用。据他透露，2004年至今，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不足20家，反观非公募基金会却发展迅速。近年来，全国范围内非公募基金会数量的增长率都在30％左右。甚至超出了民政部的预料。

大部分公募基金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，仍是其难以淡化的官方色彩。在现行“双重管理”体制下。基金会、尤其公募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，对基金会的人事、财务、项目上都有较大干涉。

正因此，各界普遍期待，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“壹基金”能在业内激起竞争，令整个行业改善内部治理结构、增加透明度。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对李连杰强调，“壹基金”具有示范效应。“如果做得好，也许慢慢就放开了；如果做砸了，也许一下子就收缩了。”

就另一方面而言．基金会发展的新情况，给管理者提出了新问题。有学者指出：是否给予基金会公募资格．不应当以基金会是官方还是民间背景做甄别，而应考查基金会的团队和架构。“能否真正对得起公募资格。不滥用资格、损害公共资源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。

材料6：

近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1年《慈善蓝皮书》。蓝皮书透露：去年我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了700亿元，比2009年的542亿元大幅增长近三成：此外，彩票发行筹集的公益金达489亿元。

蓝皮书介绍，去年全年有110家中央国企产生对外捐赠支出，累计捐赠量达419866．76万元。其中，神华集团捐款最多，达到了10亿元；中国石油、中国电信、南方电网、中国海油捐款均超过2亿，分别为4．8亿、3．3亿、2．4亿和2．3亿。蓝皮书同时指出，尽管有数十家央企都进行了过亿的巨额捐赠，但捐赠的数额占利润的份额依然不是很高。

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毫不示弱，在去年全年捐赠过亿的36笔捐赠中，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到了一半,首次出现了与国企旗鼓相当的局面。而外资企业依然延续“10万捐赠、100万宣传、达到1000万效果”的做法。

蓝皮书还透露：全国人大已经将《慈善事业法》列入二档立法计划，人大法工委已经提前介入慈善法立法工作．有利于慈善法的出台和实施，而今年的立法重点是有关社会团体、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，逐步放开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是大势所趋。

材料7：

在国外慈善事业中频频有大手笔投入的跨国公司，在中国却选择了做铁公鸡，且多数企业捐款后都十分善于将此作为宣传营销的手段，去年在中国年度捐赠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少之又少．年捐赠超过1000万元的更是屈指可数，这是记者昨日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慈善蓝皮书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(2011)》(以下简称“蓝皮书”)中获得的消息。专家指出，对我国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不高是跨国企业“吝啬”捐款的主要原因。

“虽然不能否定所有的跨国企业，但是，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，实际捐赠非常少，事实上，跨国公司的公益活动大都做得很‘漂亮’，跟企业的营销结合紧密，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。”蓝皮书主笔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刘京无奈地表示。

“跨国公司之所以对我国的公益捐赠事业比较冷漠，可能是由于跨国经营过程中，企业自身对我国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不高。导致社会责任感不高，进而让其并不是特别热衷于慈善捐赠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，对企业而言，如果单纯将慈善事业和营销结合则不利于树立自身形象，跨国企业既然选择在中国经营，则必须遵守所在